雄安新区：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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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雄安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它的设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的立意之深远，定位之高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各大特区、新区中都不多见。

原文：《雄安新区：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本报记者 汪仲启

如果说政策与设计是改革创新的灵魂，那么场域与空间就是躯体。雄县、容城、安新、白洋淀……这些地处华北平原的地名，淳朴厚重，散发着浓浓的历史气息。然而，2017年春天，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让这片古朴之地一下子变得灵动夺目起来……

为首都企划“千年大计”

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千年古都的，一个是西安，另一个就是北京。而北京，更是唯一“活着”的千年古都。北京的城市起源可以追溯到武王伐纣后不久的西周初年，自燕国吞并蓟国后就长期成为地区中心或国都。金代海陵王于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燕京，拓展旧城并改成“中都”，历史上的北京由此成为北部中国的首都。

21世纪的北京，又开启了新的发展千年。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光彩夺目，热闹繁华，古朴中涌动着生机。然而，优势资源过于集中，不仅使其自身面临着“大城市病”的种种困扰，“虹吸现象”导致周边地区发展都出现了“灯下黑”的情况。在规划北京发展方案时，梁思成先生曾经设想，在旧北京之外再建设一个新北京，形成状如哑铃的两个中心，中间用地铁、高速相联系，既能保存古城完好，又能有力辐射周边发展。不过，这一设想并未落地，北京最终形成一个单中心的“涟漪结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首都发展的新思路——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就必须开辟新的地理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认为，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而之所以选择在雄安设立新区，是综合考虑了交通、地质、水文、建设成本等方面因素，经过反复深入论证选定的。而且，这一地区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开忠告诉本报，河北绿色崛起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课题。冀中南是河北的主体，建立雄安新区有利于带动河北中南部地区加快发展。雄安新区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北京新机场有效服务范围内。京九线、津保交通轴线交汇于此，距天津港、黄骅港距离近，交通便捷。值得注意的是，雄安新区环抱白洋淀，具有生态资源优势，区域承载力相对较强，“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冬虎对本报表示，关于京津冀地区近千年建置沿革与城市发展的考察证实，帝都时代的北京与周边地区始终在“一体化”的行政区划系统中运转。晚清民国推行市制，促使北京、天津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与河北省逐渐分离，拓展市域的设想则长期受到同级政区并存及相关利益冲突的阻滞。“历史经验表明，当前应根据我国南北方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以突破现有行政区划壁垒为前提，致力于从三足鼎立过渡到合而为一，最终消除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打造创新发展的示范区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是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说，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上要达到国际一流城市的水平，同时在建筑上要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元素。在建设过程当中要精雕细琢，以工匠精神打造百年建筑，留下千年传承。”安邦智库首席专家陈功对本报表示，雄安新区突出强调创新驱动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它绝非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区。这里将进行制度、科技、创业环境等许多方面的改革创新，建设成为一个由新理念引领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为了防止资本炒作等问题出现，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消息显示，雄安新区将制定全新的住房政策，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国家将在这里探索全新的房地产改革道路，控制房地产价格，保障民众住房需求。还将推进户籍、医疗、公共服务、行政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等诸多方面的体制改革。

可以说，雄安新区承载着打造改革高地，引领未来发展潮流的历史重任。历史上，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建设，主要的任务和功能都是“向外学习”，而雄安新区则需要在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人的智慧和理念。雄安新区不会简单复制深圳和浦东，而是要开创国家新区和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雄安新区不仅将作为首都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创北京的新千年；而且将作为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探索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彰显中国制度优势的示范区。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告诉本报，巨大的隐形补贴使得北京对于人口的吸引力无可匹敌。而要疏解北京的人口和功能，则必须要使对接地形成有竞争力的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水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通州和雄安不仅不能“救主”，自己都会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如果北京的公共服务落差没有通过一定的政策加以抵消，即使机构出去，人才也不会出去。”对于雄安而言，犹如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如果不能吸引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自己能否生存都会是大问题。

这方面，曹妃甸、平潭都是前车之鉴，当年三线建设迁往内地的企业、大学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而要想在短期内让一张白纸的雄安达到北京公共服务的水平，显然殊非易事。雄安新区是好的战略，但能否成功还需要高超的政策执行。行政手段可以提供“第一推力”，但之后雄安能否如深圳那样进入自主运行，还需要有当年深圳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避免“优势诅咒”的路径依赖

雄安新区自诞生就具有了比肩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高端定位。河北省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陈璐认为，雄安新区成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但是它跟前两者不一样。深圳当时的定位主要是对外开放功能，浦东是综合改革和金融功能。雄安新区主要以平原地区为主，大部分为耕地，“在一片开发强度低的空地上建设新区，没有历史包袱，这是它的优势。”徐匡迪表示，从我国经验看，通过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这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级特区和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纵观几十年来的特区、新区建设历程，包括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在内的早期特区和新区几乎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2010年以来，中西部沿江甚至纯内陆地区的新区不断增多，2010年重庆两江新区，2012年甘肃兰州新区，2014年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四川天府新区，2015年湖南湘江新区、南京江北新区、云南滇中新区、哈尔滨新区，2016年吉林长春新区、江西赣江新区等。国家级新区在地域分布上，清晰地呈现出了从东部逐步向西部、中部、东北部扩散的趋势。

大多数新区成立后经济发展增速惊人，而且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上海浦东新区成立20余年来，GDP增长了50多倍。天津滨海新区的GDP则从2006年的不到2000亿元，到2016年突破了1万亿元。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徐逢贤研究员对本报表示，现阶段国家级新区的部署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国家级新区所肩负的带动区域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分配完毕。

雄安新区同样是一个地处内陆的新区，将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力。4月7日，摩根斯坦利发布报告显示，未来10-20年间，雄安新区的人口导入将达到340-670万，总投资可达到1.2-2.4万亿元人民币，每年将推动中国投资增速0.15-0.63个百分点。北京大学教授、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副主任李国平建议，雄安新区的顶层设计应提前做好产业功能定位，“产业的功能定位必须要和整个区域的产业定位以及国际产业发展态势的需要是一致的。所以，除了启动空间规划，更多的要有产业规划和创新规划以及为了支撑这个区域发展的人才等支撑体系的建设规划。”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央企外迁在趋势上来看是应该做的，按照雄安新区的规划设置，央企的搬迁会按步骤进行，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几年的时间。据统计，目前至少有40家中央企业表态，支持雄安新区建设。这些央企产业范围涵盖基建投资、通信、金融、清洁能源、高新技术等多个领域，与国资委部署的上述八大行业高度契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对本报表示，从秩序的维度来说，雄安新区可以说占据了各方面的“制高点”，具备种种优势。由于获得了国家级的政治优势，此后新区在资金投入、土地指标、规划项目审批等各方面都会得到优先照顾。不过，雄安新区的发展应当避免“优势诅咒”的路径依赖。雄安新区的优势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来，其酝酿、形成、释放和利用缺乏一个逐步探索和充分互动的过程。在这个情况下，国家的政策资源优势有可能变成一个不得不采取高度管制的劣势；资本市场的优势，也要防止先期炒作而后期弃之不顾的问题。“千万不能变成一开始轰轰烈烈，最后留下一片烂尾楼的情况。”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无论对于北京这个城市，还是对于京津冀地区，以及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于北京，建设雄安新区是为了有效疏解其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于京津冀地区，建设雄安新区能够打造新的增长极，激发北方经济活力，修复北方的生态环境，使得中国形成南（珠三角）、中（长三角）、北（京津冀）均衡发展的格局，一举改变“南强北弱”的状况。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以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为突破口，可能探索出一条在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路子，从而彰显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国家的制度优势，谱写出又一曲“春天的故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6期第1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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